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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清朝“温病四大家”,每一位都对如何治疗瘟疫有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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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3 20:0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古以来,人类便饱受瘟疫之害,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导致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当然,华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对于医疗水平落后的欧洲和美洲,华夏古代的医学水平那可是相当高的,对如何预防及治疗瘟疫,有一套相对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防治瘟疫见长的四位名医,号称“温病四大家”,现在来看看这四人分别是谁吧。

一位:叶天士

叶天士本名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明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叶阳生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医,受父亲的熏陶,叶桂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叶桂不得不四处行医,但这也为叶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医经验。

而且叶桂勤奋好学,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

虽然叶桂所学甚多,但是其最擅长的还是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温热论》开宗明义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而且还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虽然薛雪比叶桂年轻十余岁,但成名及早,在当时是与叶桂齐名的医学大家;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尤长于温热病。

所谓“文无第二,武无一”,其实这道理通用于各行各业,叶桂和薛雪是同时期的名医,而且都极为擅长治疗瘟疫,所以这二人难免就有了摩擦,不过两人的交锋更像是“君子之争”,后来因薛雪治好了叶桂母亲的病,两人成了至交好友,经常一同探讨医理。

薛雪一生《湿热条辨》一书,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三位:吴瑭

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名医;原本,出生书香门第的吴瑭,不出意外应该是踏上科举官场一途,但在吴瑭十九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吴瑭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而让吴瑭踏上医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吴瑭天资卓绝,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便探索出了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在之后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成为世人敬仰的名医;之后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收载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且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是清朝嘉庆至同治时期的名医;没有任何意外,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但是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

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是去婺州孝顺街佐理盐务。他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温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当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 、《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瘟疫的研究从未暂停过,在最初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防治瘟疫的记载,到之后又有张仲景等名医不断发展,直至清朝时期,对于瘟疫的防治已近大成,拥有了比较完善的预防和治疗体系,而且中医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想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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