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大肠癌几个用药原则
中医历来强调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尝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后防复三个方面，施教授认为，对于大肠癌更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防治并举。现代研究认为，大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步骤的生物过程，其发展时间相当长，为５~１０年。这在大肠癌的预防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病的发生与一些大肠疾病和癌前病变有关，如大肠腺瘤、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大肠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血吸虫病等。均与大肠癌的发病密切相关。
因此施教授认为，及时正确地治疗大肠疾病及癌前病变，对于预防大肠癌的发病亦非常重要。外科手术为大肠癌的主要根治性治疗方法，根据手术情况，术后需进行放化疗。而中医药对于促进患者肠道功能的恢复，减少手术并发症，恢复元气，促进康复，降低肠癌的术后复发和转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施教授认为，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健脾和胃补肾的中药可明显减轻患者化疗的消化道反应及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药如姜半夏、姜竹茹、降香、补骨脂、菟丝子等。放疗时辅用养阴解毒的中药，可改善放疗热毒伤阴之象，减轻放疗局部疼痛等。达到延长患者生命、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
施教授认为，恶性肿瘤的发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外界致病因素，但归根到底，发病的关键还是人体内环境的失衡。脏腑、经络等的功能失调，即“内虚”。因此脾虚证候贯穿疾病的始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健脾药物对癌细胞具有一定的细胞毒作用。同时还有抗癌增效和对正常细胞的保护作用、反突变作用以及对肿瘤转移的抑制作用等。明代张介宾曰:“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
而脾虚湿毒瘀阻是大肠癌最主要的发病机制，脾虚在大肠癌的发病中尤显重要。施教授临床常用的健脾益气药物有党参、黄芪、白术、薏苡仁、茯苓等。施教授从中医整体观出发，结合对大肠癌本虚标实病机特点的认识，强调在治疗中必须坚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遣方用药时尽可能地选用既符合辨证分型的治则，又经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具有抗癌或抑癌活性的清热、解毒、利湿、理气、化瘀作用的中药组成方剂。
如在扶正培本的同时，酌情选用菝葜、野葡萄藤、藤梨根、红藤、败酱草、苦参、芙蓉叶、白头翁等清热解毒之品，以使扶正和祛邪、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增强疗效。
施教授还强调，对于性味峻烈或大苦大寒之品应慎用，以免戕伤真元。
此外，保留灌肠的方法比较适合于直肠癌、乙状结肠癌。方法是将肛管插入至肿瘤部位，滴入每日中药煎剂量的１/３(约200mL）。中药内服加保留灌肠既可以调整患者全身气血阴阳失衡状态、抑制肿瘤的生长，又可以使药物与癌灶直接接触，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大肠为六腑之一，司传导之职，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通降是六腑的共同特性，肠道恶性肿瘤滞碍腑道的通畅，阻滞气血、水湿的运行。因此，治疗大肠癌的目的就是解决“通”与“不通”的矛盾，关键是根据“六腑以通为用”“泻而不藏”之生理特点，消除肠道肿块，通下腑中浊毒、瘀血等病理产物。
便秘与泄泻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症状，在大肠癌中十分常见，对此施教授根据病机分别采取“攻下”或“收敛”的方法治疗，若湿毒蕴结大肠导致的便秘，常伴有里急后重、腹胀腹痛，根据“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采用“下”法治疗，常选用清热泻下、攻积导滞的大黄、枳实、瓜蒌仁、郁李仁等，以达到荡涤湿热毒邪、清除宿滞瘀血、减轻局部炎症水肿的目的。
泄泻同样也可以由于湿热下注、传化失常引起，症见泄泻频作，泻而不爽，伴有里急后重、腹胀腹痛、肛门灼热、便脓血而恶臭。此时应该采用“通因通用”的原则，同样采用“下”法，以清除肠中蕴结之湿毒，达到不止泻而泻止的目的。“敛”法是指选用具有收涩敛肠功能的药物，如乌梅、诃子、川石斛、赤石脂、禹余粮等，以涩肠敛泻、防止通下太过损伤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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